三十年不上朝学什么专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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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国刚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，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。2004年入选清华大学“985百人计划”，2006年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是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名师。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及中西文化关系史。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、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。获《历史研究》创刊30周年优秀论文奖（1984），入清华后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、二等奖、普及读物奖；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、二等奖，以及“中国好书”奖、文津图书奖、中国优秀出版物奖等。在清华开设的《中西文化关系史》系清华大学、北京市、教育部精品课程，《〈资治通鉴〉导读》系清华大学精品课程。
《资治通鉴》为何无可替代
演讲人：张国刚演讲地点：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演讲时间：二〇二二年六月
《资治通鉴》是我国最大的编年体通史，由北宋政治家、学者司马光主编，记载了从战国到北宋成立之前1362年的历史，涉及22个王朝，共300万字。知道《资治通鉴》的人很多，但能够仔细读它的人很少，因为它篇幅大、头绪多、文字繁。可是，从政治家到学问家，乃至文化名人，大家都认为，需要读《资治通鉴》这样的好书。
一部好的历史学著作，不仅要有史料价值，更应该有史鉴价值；不仅提供历史记载，还要启迪历史智慧。陈寅恪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初版自序云：“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，而《资治通鉴》一书，尤为空前杰作。”梁启超在《新史学》中甚至说迄今无有超越者：“司马温公《通鉴》，亦天地一大文也。其结构之宏伟，其取材之丰赡，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，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，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。温公亦伟人哉！”
为什么要读这么大的书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缘起。
清代《晚笑堂画传》中的司马光像。资料图片
国家典籍博物馆馆藏司马光手书《资治通鉴》残稿。资料图片
为什么要读史
首先，我们从曾入选中学课本的一段话讲起。
东汉末年，18岁就即位的孙权，他在即位时最需要处理的问题，就是不同的人才队伍的统合。这个队伍中，有他父亲孙坚留下的，比如程普；有他哥哥孙策留下的，比如周瑜；当然更有他自己需要提拔的人才，比如吕蒙、陆逊。吕蒙小时候就想跟他姐夫去打仗，可万一出问题怎么办？他姐夫赶紧跟岳母讲。于是吕蒙遭到了母亲的责怪，可他对母亲说，生活太苦了，想打仗立功，将来能争取点儿前程。孙权即位后，看上吕蒙，提拔他带兵。可是这么一个从小玩闹的人，他真能带兵吗？孙权就告诉吕蒙，光有心杀敌不行，还要念书。吕蒙回答说他很忙，哪有时间精力念书。孙权就说：你比我还忙吗？我自掌大政以来，虽然忙碌，但一直坚持读书，我觉得很有益处，我又不是让你读成五经博士那种。你知往事、知道历史，就非常有帮助。后来吕蒙按照孙权说的做了，果然有进步。当鲁肃来九江见吕蒙时，谈起一些事，鲁肃感慨说“卿今日之才略，非比往昔”。他们当时谈了什么，能让鲁肃如此吃惊？《资治通鉴》没记载，我后来调查了一下其他史料，原来他们谈的是怎么对付关羽。后来吕蒙白衣过江，陆逊打掩护，果然战胜关羽。“知往事，增才略”，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。
我们再举一位著名人物的读书故事。唐太宗当王子时，搭班子给自己出谋划策，班子里有十八学士。他登基以后，继续这个传统，专门让魏徵给他编了一本书《群书治要》。这本书是魏徵主持，由一批很有名的学者编的。内容先是经，从《周易》讲起；然后是史，从《史记》讲起；然后是诸子。看了书以后，唐太宗给魏徵写了一封信，信里说：我从小使枪弄棒，没读多少书，看你给我编的书，我之前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，使我能在治国安邦、处理朝政时“致治稽古”，借鉴古人的成败得失。
通过这两个故事，我想说的是读书是何等的重要。
那么应该读什么书呢？曾国藩说“修身不外读经，经济不外读史”。“修身不外读经”，经书讲道理，特别是儒家经典讲道理，明白道理就知道是和非。“经济不外读史”，经邦济世，要读史，因为史书告诉人成败得失，为人提供经验，提供操作的技巧。
读史为什么要读《资治通鉴》
那么，史书应该读什么呢？晚清的罗遵殿曾给曾国藩写信，向他请教，自己将来出去工作以后应该读哪些书。曾国藩的书信集里收录了他给罗遵殿的回信，信里说：“窃以先哲经世之书，莫善于司马温公《资治通鉴》。”为什么《资治通鉴》最好呢？曾国藩的评价是“穷物之理，执圣之权”，《资治通鉴》不但能把事情的道理讲透，而且还能讲清楚操作的权变。
1.何为“守正出奇，通权达变”？
中国的诸子百家，各有思想主张，各有治国理念，但是“守正出奇、通权达变”是道家、儒家、法家、兵家、纵横家都讲的。
《孟子·尽心》曾提到几个人。有的人一毛不拔很自私，比如杨朱。墨子则是“摩顶放踵利天下”，完全不考虑自己只考虑别人，磨光头发、走破脚跟都在所不惜。而子莫这个人，既考虑别人也考虑自己，这叫“执中”，既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，也不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。可是“执中无权，犹执一也”，如果不能权变也只能是死教条。这是中国思想精神的一个核心，就是“守正出奇，通权达变”。这也和中国古代历史、文化的特点有关，当规则秩序难以牢固地建立之际，“通权达变”以把事情尽可能好地完成作为要旨，就特别重要。
孟子又说：“男女授受不亲,礼也；嫂溺,援之以手者,权也。”孟子认为男女不能互相递东西，比如大哥在外面做官，嫂子和大哥的弟弟在家里，这个时候最好不让他们见面。然后孟子就问了，如果有一天嫂子溺水掉到河里，弟弟该怎么办？——赶紧去找大哥吗？最后可能大哥来了，但嫂子却没了，这就是“执中无权”。所以弟弟这个时候就应该赶紧跳到河里把嫂子救上来，如果还要考虑其他，那就是教条主义，而教条主义是要害死人的。
2.何为常理和机宜？
所以，在常理和机宜问题上要分清楚，曾国藩讲“穷物之理，执圣之权”，就是说《资治通鉴》这本书不但能够“守正”，有正道，讲大道，讲常理，而且还告诉人“机宜”，即在非常情况下的处事机宜。
举个《资治通鉴》的例子。当年刘邦跟项羽争天下，刘邦是打不过项羽的，但是刘邦手段很柔软，处事很能够把握机宜，无论是在鸿门宴上还是用人方面，他都身段柔软、能低得下头。比如他的手下大将韩信从西边打到东边，“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”，接下来又打赢临晋之战、井陉口背水一战，刘邦从西到东的大部分地盘都是韩信打下来的。而在这期间，刘邦只是在中原的广武山、荥阳一线跟项羽对阵，并且还处于下风。可是，听到韩信节节胜利，刘邦心里是一半高兴一半焦虑，高兴的是韩信给他打下这么大地盘，焦虑的是韩信太厉害了，他怕驾驭不住。而这时，韩信派人送来一封信给他，说山东这个地方需要人治理，总得有个王，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拿下这里，那就请让我韩信来当这个“假齐王”，也就是代理齐王。韩信的这个要求，正是刘邦所忧虑的，如果韩信在山东成为一方势力，那么刘邦还能控制得住局面吗？所以刘邦收到信后有点愤怒，他对韩信派来的使者大声呵斥，说我在这里跟项羽对阵，韩信怎么还想着在那里称王？！这时张良和陈平急忙提醒刘邦不能这样，碰了刘邦身子一下、踩了一下脚，刘邦马上反应过来了，立即做出一副很豪爽的样子说：“张良，任命韩信当齐王。”刘邦本是忌惮韩信的，但是他很快意识到目前局面下最合适的处事方式就是答应韩信。此事之后项羽派人策反韩信。韩信回答：“汉王授我上将军印，予我数万众，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言听计用，故吾得以至于此。”韩信当年跟着项王的时候官不过郎官、位不过执戟，没有前途。现在刘邦让韩信当齐王，韩信为什么要背叛他？
类似的东西，在《资治通鉴》里有很多。《资治通鉴》就像曾国藩所言，我们从中既能看出是非道理，还可以从成败得失中看出常理和机宜。
3.何为“违经合道”？
在《三国志》和《资治通鉴》里，有一些类似的表达，《三国志》说“行权立断,违经合道”，《资治通鉴》说“行权立断，天人顺之”。“违经”但是要“合道”，这就需要一些技巧了。
公元189年，东汉灵帝去世，少帝继位，他的母亲何太后有个哥哥何进，也就是他的舅舅。何进担任大将军后要尽诛宦官，其中既有东汉宦官专权问题，也有宦官想害何进的因素。可是何太后不同意。东汉时儒家思想已经占统治地位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何太后才30岁左右，她要搞垂帘听政，不可能天天跟士大夫一块儿上朝共事，只能通过宦官才方便。当然何太后心里还有其他算计，比如何进万一把她身边的心腹宦官都除掉了，之后何进要独揽大权的时候，何太后就没有干预手段了。何太后不同意，大家就必须遵守懿旨，这是“经”，就是道理、原则。于是袁绍给何进出了个主意，招外兵董卓进京威吓太后，太后一害怕，就会同意诛宦官了。袁绍这个主意，表面上遵从了规则，实际上是诡诈之术，而且这个诡诈是带着某种风险的，幕僚陈琳就说：“外兵进京，强者为雄”，董卓真进京了，太后是害怕了，但是何进就能够控制住董卓吗？这一招表面是遵从，实际是欺骗，而且还带来这么多风险，所以做这种事不合适。陈琳的建议是，你何进现在是大将军，名正言顺控制朝政，要抓几个宦官，犹如“鼓洪炉，燎毛发”，轻而易举，采取抓捕行动之后，再去跟太后解释为什么采取这个措施。这就是“违经合道”，这四个字让我印象深刻。但是司马光不敢用这四个字，他在《资治通鉴》里说的是“行权立断，天人顺之”，而《三国志》说“行权立断,违经合道”。唐朝的赵蕤，是李白的朋友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反经》，又叫《长短经》，为论证其“权变理论”，铺陈了大量唐朝以前的事迹，尤其是三国时期的事迹，书里也是用了“违经合道”。我比较了一下，发现司马光编《资治通鉴》时，在相当多地方参考了赵蕤的《长短经》。
“违经合道”还有一些著名的例子。魏徵、王珪等人是唐太宗李世民争夺皇位时的对手李建成、李元吉的部下，但唐太宗都招降任用，而且还用为宰相、倚为心腹。对此，唐太宗自己讲了一段历史，这段历史很有名。这段历史在《论语》最后一篇《宪问》里提到了：学生子路和子贡问孔子，齐桓公的辅佐者管仲不是仁者，为什么齐桓公还用他？当年齐桓公跟他哥哥公子纠争权，管仲站在公子纠一边，中途拦截齐桓公进临淄继位，一箭射中齐桓公带钩，差点儿将齐桓公射死。后来齐桓公接了位，就要求鲁国把逃难在那里的公子纠处死，然后把管仲交过来，要报当年一箭之仇。这时候齐桓公手下的鲍叔牙建议说，管仲当时是各为其主，为公子纠射你齐桓公那是他的职责，但现在他是比我强的人才，如果你任用他，定能大展宏图。年轻的齐桓公采纳了这个建议，后来管仲果然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番霸业。子路、子贡觉得管仲不是仁者，是因为当时管仲的同事召忽就自杀随公子纠去了。管仲没跟着死，反而辅佐公子纠的对手。但是孔子回答说“如其仁，如其仁”，他认为管仲是个仁者，“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”，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众到现在都称赞他。唐太宗就借用这个故事来解释，为什么他要用曾经的政治对手的手下人才。这就是古人认知中的大忠和小忠、大仁和小仁、大义和小义的区别。像管仲、魏徵这样的人才，应该为百姓、国家、民族做事，只要新的主公能帮助国家、社会、民生福祉作出正面成绩的，就应该辅佐他，这叫大忠、大仁、大义。“违经合道”的“道”不是一己之私，而是超越自己的更高境界，这是关键。
这里我们归纳一下，何为“经”，何为“道”？“经”分为三个层次，第一个层次是常规道理，大家都知道的道理；第二个层次是一般程序；第三个层次是道德理性，属于理想状态范畴。“道”也分为三个层次，第一个层次是根本利益；第二个层次是最佳结果；第三个层次是实践理性，属于现实需要范畴。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。比如某地失火了，所谓的“经”就是一般的程序，此时已经不能挽救损失，如果非要等上级批准才去救火，这就是迂腐。这个时候，从“道”的第二个层次来说就要追求最佳结果，先救火再说。“经”的第三个层次是一种道德理性，是理想。我们不能没有理想，我们希望社会如何、治理如何，都是美好的理想。但是还有现实，这就要考虑“道”的第三个层次，实践理性。所谓包容心、圆融心其实就体现在这里，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，处理问题要“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立俗施事，无所不宜”。总之，“经”和“道”的关系就是我们处理问题时，不但要受到是非曲直这个道理的熏陶，更重要的是处理复杂问题时的圆融和权变。
如果《资治通鉴》仅仅是这些内容，这本书也不会获得历代那么多赞赏。其实《资治通鉴》仿佛一个大型案例库，有丰富的人和事的成败得失，给予我们许多启示。
《资治通鉴》记录的王朝兴衰
《资治通鉴》涵盖了1362年的历史，展现了22个王朝的兴衰。至今没有一部通史著作能够把战国到北宋成立之前这1362年的历史叙述得如此清晰、详赡。
战国时代，百家争鸣，各国变法，这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。这个轴心时代最后演绎出秦汉大一统的国家，秦皇汉武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奠基时代。接着魏晋南北朝，佛教入华，还有第一个北族建立的北魏政权。几百年来各种复杂的变化孕育出了隋唐帝国，达到中国封建时代的高峰，唐代被称为盛世。然后，五代十国再次酝酿出宋元明清以后的国家结构。这段历史的大势和其他轴心时代的文明不同。
从秦国到秦朝，历时550年，然后是汉，正好是地中海周边的希腊罗马时代，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，《荷马史诗》也是公元前8世纪的作品，到罗马共和国时期已经相当于春秋时代晚期了，然后到罗马帝国时期，公元前27年，正好是西汉末年要进入东汉的时期。接着“五胡乱华”，魏晋南北朝同期正是罗马帝国崩溃蛮族入侵，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崩溃，后来西方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，一直到公元8世纪—公元10世纪，欧洲局势才开始有点明朗，西方这段黑暗时代恰恰是中国的隋唐盛世，走势完全不一样。
1.秦汉奠定中国文明基本格局
我们看看这段历史在《资治通鉴》的作者司马光笔下如何展现。
从秦国到秦朝550年，其中商鞅变法是一个关键时刻。商鞅变法以后100多年，奋六世余烈，嬴政统一了天下。而历时550年的秦国，居然在嬴政统一天下15年后就灭亡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汉朝人最关心这件事。汉初学者贾谊的《过秦论》说“仁义不施，而攻守之势异也”。所谓“仁义不施”其实就是秦灭亡六国统一天下过程中采用的是武力手段，强硬政策，难免造成社会矛盾激化。统一后，需要用仁义的办法来缓和社会矛盾，抚平战争创伤，但是秦没有做到。这方面，始皇帝是有责任的，他忙具体的治理去了，统一国家后十几年内，他在咸阳待的时间并不长，燕国、齐国、楚国的东部等地，他到处去。这些具体工作做得好，但是他的制度建设没有跟上。“攻守之势异也”，攻，打天下，守，治天下，一个打天下的人要变成治天下，必须要有政策的变化，出台一些抚平战争创伤的措施，而他没有改变。
后来的刘邦却做到了。刘邦打天下时已经48岁了，他是宋国人，宋国并到楚国，他成了楚国人，楚国亡了，他成了秦人，秦亡了他自己建天下，所以他观察了很多胜败得失。刘邦继承了秦制但是没有用秦政。项羽相反，废掉了秦制搞分封，试图改变秦政，也讲仁义，但韩信说项羽的仁义是“妇人之仁”。最后刘邦成功了，用秦制不用秦政，休养生息、清静无为，《史记》的《货殖列传》用了很多笔墨讲这些。刘邦主要用郡县制，也保留了一些分封。汉景帝时爆发了七国之乱，景帝平息此乱以后，汉武帝时实现了海内皆郡县。这个过程持续了六七十年。
现在来看，秦皇汉武奠定了中国文明、中国古代国家结构的基本基础，但是路径不一样，秦皇是打天下，汉武帝理论上是守成的，不过他针对前面的问题进行改革。汉武帝的改革首先是设内朝、外朝，内朝设立中尚书管决策，丞相管执行，所以汉武帝不像秦始皇那么忙。秦始皇每天处理公文大概48公斤，大约30多万字，出巡路上边处理公文边坐车，而且还遇到了张良那样的刺客。所以秦始皇活得很辛苦，50岁就死了。而汉武帝活到70岁高龄，在古代大统一国家的帝王里，他算高寿的，而且是统治年限长的，在位54年。汉武帝有一套治理制度，重要事情他来管，一般的事情就让中尚书处理，交给外面执行。地方上设了13部刺史到各地巡视，以后这些地方就成为道、行省等，我们今天县以上的机构就是由此奠定的。经济方面，因为当时汉朝跟匈奴的战争、张骞通西域都需要钱，所以汉武帝改变了过去的经济政策，把重大资源收归国有，盐铁官营，暂时解决了国家的财政问题。意识形态上，他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贾谊在《治安策》里讲了两大问题，一个是地方诸侯问题，这个文帝、景帝已经解决了一部分，汉武帝接手后进一步解决。还有一个是礼义问题，刑法当然重要，奖勤罚懒原则下出了问题是要处罚的，但是如果大家都遵守礼义、不出问题不是更好吗？贾谊很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。到了汉武帝时期，他通过独尊儒术，用儒家的教化来使百姓遵守规则，改变了当年秦政的情况。当然独尊儒术还包括大一统的观念。
不过，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，但实际在国家治理当中用的却不完全是儒术。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问他儿子、未来的汉元帝：你怎么能纯用儒生呢？并告诉儿子说“汉家自有制度，霸王道杂之”，霸道是法家，王道是儒家，二者混杂使用。霸王之道，其实就是诸子百家融于儒，儒表法里，德主刑辅，礼法合治。这里突出的是要随机应变，不能抱残守缺，不能搞教条主义，正要守但是还要出奇，也就是前面讲的有时要“违经合道”。但元帝不太明白，汉宣帝就感慨“乱我天下必太子也”，果然在元帝去世后，西汉就出问题了。
2.秦汉到隋唐的历史推动力
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隋统一有六七百年时间，这期间的历次走向，《资治通鉴》展示得淋漓尽致，记述了三大推力把秦汉王朝变成隋唐王朝。
第一大推力，是霸王道杂之这个操作手法和独尊儒术这个教化手段。古代外儒内法的意识形态结构是有张力的。封建王朝统治集团知道要用“霸王道杂之”来治国，可告诉老百姓的是要独尊儒术、要讲仁义礼智信，这个弄得不好就会走样，出纰漏。迂腐的人、纸上谈兵的人是不知道“霸王道杂之”的，于是就会出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就是西汉王莽以降乃至东汉伪儒、腐儒盛行，导致魏晋清谈盛行。
第二大推力，是佛教入华和魏晋玄学兴盛，为改造儒家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源。魏晋玄学“非汤武而薄周孔，弃名教而任自然”，批判儒学但是没有消解儒学。此时西方的基督教、犹太教传到罗马帝国，在罗马帝国生长，到公元四世纪初成了国教。而历史上的佛教入华走了另外一条路，通过道安、慧远再到慧能等，走的是中国化道路。佛教补益“王化”，为宋明理学的诞生提供了帮助。
第三大推力是胡汉融合。南北对峙时期，北魏建国，中华文明往江南迁移，东晋南朝次第出现。可是北方的主体还是华人，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融合了五胡，迎来了隋唐。隋唐的王室，包括北周的王室，其实都是从六镇起兵而来的。但这个过程跟当时的罗马覆亡不一样。蛮族入侵以后，罗马人和罗马文化就没有了，罗马文明是后来通过文艺复兴重建的。而中国不一样，南北朝之后是隋唐盛世，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先后融到中华民族里面来了，中华文明因此而一直延续。
《资治通鉴》的学术性与资治性
司马光作为一个政治家、学者、史学家，他起初是想写一部翔实的历史，同时具备学术性。《资治通鉴》的编修是获得北宋朝廷支持的，宋英宗、宋神宗都曾拨款。宋神宗还亲自作序：“断之以邪正，要之于治忽，辞令渊厚之体，箴谏深切之义，良谓备焉。凡十六代，勒成二百九十六卷，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，博而得其要，简而周于事，是亦典刑之总会，册牍之渊林矣。”（《资治通鉴序》）这个序言勉励有加，而且阐明了读史、编史的意义。得到两个皇帝的支持，又有主编司马光高度自主的个人意志，加之团队的合作精神，前后耗时19年之久，因此该书的高水平、高质量得以保证。
《资治通鉴》浸透了作者为官为学的阅历与经验。主编个人有学识与独断能力，编纂团队专业高效，这两方面的长处结合在一起，这样的史学著作，是一般官修正史体制所不能比拟的，也是后世以个人之力无法完成的。
司马光同时又希望这本书具有资治性，让后人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，还能得到一些借鉴。诚如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所言，修身、治国、为官、处世，道理都在其中。有智慧，有操守，有权变，有理想。即使编纂者不无局限，但是，书中所提供的翔实而经过专业考订的历史记载，则努力做到了准确可靠，从而达到了史才（叙事之才）、史学（博采众书）、史识（非凡见解）、史德（道术合一）相统一的境界；史事与智慧相统一的境界，也是经与史合一的境界。胡三省就《资治通鉴》对“经”“史”关系有一段评论：“世之论者率曰：‘经以载道，史以记事，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。’夫道无不在，散于事为之间，因事之得失成败，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，史可少欤！……乃如用兵行师，创法立制，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，鉴古人之所以失，则求胜而败，图利而害，此必然者也。”胡三省的这段话，不仅仅是辩白经史之轻重，而且在阐明“道”（道理、原则）与“术”（操作技巧）之间的关系。曾国藩说，《资治通鉴》不仅能够“穷物之理”，而且还能“执圣之权”。在史以载道的同时，不乏权变与谋略，也是《资治通鉴》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。
总之，《资治通鉴》是一部经典，蕴含着先人们丰富的治国理政得失和社会人生经验。
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卷末说，《资治通鉴》这本书观历代兴衰，识人事臧否，“可以自淑，可以诲人，可以知道而乐”。提升自己（自淑），与人分享（诲人），因为与圣贤对话、与经典对话，体悟了其中的智慧与思想而感到十分愉悦（知道而乐），这三重境界，可以成为我们品读《资治通鉴》的目的。
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2年09月17日10版）
来源： 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
明朝的官僚体制有很多有趣的地方，无论官阶大小，如果不在同一个系统内，谁也管不了谁。如果是在自己的职能管辖范围，还会出现小官管大官的情况。明朝的官职基本上分为行政系统、监察和司法系统、军事系统三大块，这套体系在洪武年间就已经基本完善了，像太常寺卿这种闲职就不赘述了。
行政系统
沿袭元朝行政体系——中书省和行中书省
元朝的行省制是13世纪以来中国的主要行政模式，明清两朝得到发展，最终影响了现代中国的行政体制。
中书省是当时中央的宰相府，一般称为都省。行中书省是由中书省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。因为蒙古不敢把政权分散，要完全把握集中在中央。行中书省就是字面上的意思“行动中的中书省”，某地方出了事，就由中央宰相府派一两个人去管控。
早年朱元璋沿袭的就是元朝的中书省的制度。
中央行政系统——六部
洪武十三年，为加强君主专制，废中书省,直接由皇帝管理六部.即"兵刑工吏户礼”六部.
六部的一把手是尚书，副长官为左右侍郎。
吏部掌管官吏任免、考绩、升降、调动等事务；
户部掌管全国土地户籍、赋税、仓贮、财政等事务；
礼部掌管礼仪、祭祀、教育、外交，并主持科举考试；
兵部掌管军籍、军队训练、选拔军官等军事事务；
刑部掌管法律、刑狱等事务；
工部掌管工程、营造、屯田、水利等事务。
在永乐年间的时候，迁都北平，原来南京的地方也继续保留六部和六科给事中等职位。
地方行政系统——承宣布政使司
改元朝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，布政使司仅主管民政，又设提刑按察使司掌刑狱、都指挥使司掌军政。这样一省中就有布政司、按察司和都指挥使司统称为“三司”，三司互不统属、各自直接归属中央的部门，来分管一省的行政、司法和军事等事务，遇大事由三司会商。
为防止布政使司长官专权，每一布政使司又设左、右布政使各一人。其下设有、左右参政、左右参议等。
省下为府，一把手是知府，二把手是同知，三把手是通判，四把手是分管刑名理狱工作的推官。
府以粮收入分为三等，粮廿万石以上为上府，廿万石以下为中府，十万石以下为下府。
另有直隶州，即直隶于布政使司的州长官（知州），相当于“省辖市”，地位等同于知府。
府下是县，一把手是知县，二把手是县丞，三把手是主簿。
县也按粮食收入分为三等，粮十万石以下为上县，六万石以下为中县，三万石以下为下县。
另有散州，散州长官（也叫知州），相当于现在的县级市，地位等同与知县。
在大明府、县这两级的政府里面，具体政务的执行机构叫作“三班六房”，三班指皂班、壮班、快班，合称为衙役；六房分为吏房、户房、礼房、兵房、刑房、工房，与中央六部相对应。知府和知县是流官，干几年就会调走，但三班六房的职位往往为本地胥吏所把持。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，熟知基层，他们又掌握着专业技能，职务世代相传，自成一个体系。没他们配合，贵为知府也没法施展拳脚。
尤其是六房中的户房，分管钱粮，是胥吏管理的重灾区。小吏们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。手段高超的书手，甚至能“使连阡陌者空无籍，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”。嘉靖年间的一位官员霍与瑕就曾无奈地写道：“各县各户房粮科，年年派粮，时时作弊。”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。
里甲是明州县统治的基层单位。明朝采用里甲制，以户计，以邻近的110户为1里，从中推丁多田多的10户每年轮流充当里长， 余100户分10甲，每甲10户，轮流充当甲首。轮值的人户，称为"见(现)年"，不当值的九户，则称为"排年"。
监察系统包括监察和司法两大块
在国家权力体系中，监察和司法的基本关系是：监察既是司法又高于司法。这样的概括看起来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。督察院就是明显的监察和司法机构。
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有一个如何定位的问题，虽然在很长时间内它与行政的关系多有混融，但其司法的性质是基本明确的，监察机关常常被纳入司法机关。
虽然古代司法和监察系统没有分离，我们这里介绍的时候还是分开来讲。
监察系统
中央监察系统(主要监察中央百官)——六科给事中
虽然中央权利分散给六部了，但六部的权力依然太大了，为了防止六部的权力滥用，设立六科给事中专门稽查六部事务。
明代给事中不再隶属于其他单位，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，由于给事中分掌六部，故称六科给事中。六科的掌印长官都给事中不过是正七品，左右给事中各一名（从七品），各科人数不同，但六科的权力确实非常大。皇帝依靠它实现对六部的领导和控制，它是君主专制高度发展的产物。
最高监察机关(主要监管地方百官)——督察院
明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改前代所设御史台为都察院，为中央监察机关，职责专属纠察、弹劾百官，辩明冤枉，提督各道，是天子耳目风纪的部门，为最高监察机关。
都察院官员共四级：(左右)都御使、(左右)副都御使、(左右)佥都御使，监察御使。明朝以左为尊，左都御史是都察院的长官，又称总宪。左都御史和六部尚书一起，位列七卿，权力极大。
地方监察官——十三道监察御史：
明初，于都察院下置监察御史，以各布政使司分别设置为道，宣德十年 (1435) 罢原置交阯道，定为十三道，计有浙江(10人)、江西(10人)、河南(10人)、山东(10人)，福建(8人)、广东(8人)、广西(8人)、山西(8人)，云南(11人)诸道，共置御史一百十人；均正七品。主掌纠察内外百官。
南京督察院也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，浙江、江西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九道，每道二人，福建、湖广、广东、广西四道，每道三人，共计30人。
十三道监察御史因与六科给事中地位和职责相近，被合称为“科道官”。
六科给事中侧重中央监察，主要针对六部；十三道监察御史侧重地方监察，主要针对各府。
中央临时派出地方监察官——巡按
明朝开始正式确立御史巡按制度，从十三道监察御史中选派巡按御史。选派巡按御史十分严格，每名巡按御史的产生，都是先由都察院选出两名候选人，引至皇帝面前，请皇帝钦点一名。十三道监察御史平时归中央都察院管理，但在履行职能时又不受都察院控制，直接对皇帝负责。
巡按御史职责是代天子出巡，“大事奏裁，小事立断”。巡按御史代表皇帝巡视地方，又叫“巡方御史”，俗称“八府巡按”，专门负责监察，一般不理其他事务，权力极大。他们代表皇帝行使监察权，能够“以小监大”、“以卑督尊”。明代有很完善的出巡法规，划定了监察范围。
巡按御史只对皇帝一人负责，不受其他部门干扰，便于独立行使职权。
巡按没有固定驻地，要巡视遍历各地，各地都设有一座“巡按察院”作为办公室。
地方临时派出官职——巡抚(后常驻)
巡抚原为督察院临时派遣，后来发现地方矛盾不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，宣德年间成为了常驻的地方大员了。
一省“三司”职责分明，互不统属，互相制衡，但遇事互相推诿，巡抚用来协调、统领三司，抚政安民，这也是取“抚”字的含义。
巡抚可以解决一省之事，跨省的事情由更高官衔“总督”处理。
举凡地方事务，均由这个系统掌管。虽然在事实上巡抚已经成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，但在编制上仍属于督察院御史们的“外差”。无论其头衔是总督、总理，还是巡抚、抚治，或是经略、巡视、提督、赞理等，或兼兵部尚书等，仍是督察院的右都御史或右副都御史、右佥都御史。
明朝以左为尊，这个“右”是为了强调督抚和督察院在编制上的隶属关系，无论官加多大，都比督察院的掌院“左都御史”差一各等级。一般都是右督察御史等右职派在外担任巡抚等职，左职一般在朝。
巡抚也要四处巡查，驻地被称为“巡抚都院”。
巡抚与巡按虽然官分大小，但互不统属。
司法系统
因为明朝不能越级上告，所以，我们从下往上介绍。
百姓一般出现矛盾了，要先找乡里里老进行解决，解决不了才能告到县衙，县衙解决不了才能告到知府那，知府解决不了才能告到提刑按察使司那。越级上告不但要挨板子，而且还会发回上级审理。
提刑按察使司是省一级的司法机构，其长官提刑按察使掌管全省的刑名案件，其审理权限仅仅限于徒刑以下(包括徒刑)的案件，徒刑以上的案件必须报到刑部审理。
还可以告到巡抚和巡按那里，但如果案件不涉官，他们不会亲自审理，还是转给上级单位。
中央司法系统——三法司
再往上就是三法司了，由大理寺、刑部、都察院三机关组成三法司，会审重大案件，称为三法司会审；遇有特大案件，则由三法司会同各部尚书、通政使进行“圆审”；皇帝亲自交办的案件，由三法司会同锦衣卫审理。死刑只有三个部门一致同意了，再请皇上勾决了才能执行。
与唐宋不同，大理寺专管复核而不掌审判，最高审判权归于刑部。三法司的分工如《明史·刑法志二》所说：“刑部受天下刑名，都察院纠察，大理寺驳正。”
通达下情的主要部门——通政司
明初通政司地位甚高，位列九卿之一，排序在都察院之后、大理寺之前，获得了丞相拆分、整理、递交各类奏章给皇帝的权力，承担起“通达下情，关防诸司出入公文，奏报四方章奏，实封建言，陈情伸诉及军情声息灾异等事”的重任；在常朝理政时，通政司长官通政使要向皇帝禀奏朝中各种事务；议大政、大狱以及会推文武大臣时，通政使均有资格参与。
它“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，凡四方陈情建言、申诉冤滞、或告不法等事，于底簿内誊写诉告缘由，赍状以闻”。这有点类似于中央办公厅和信访局的合体，负责朝廷以及地方各类文书的接收、审核、分配转发等等，职责范围正好包括了接待“申诉冤滞”这一类的上访。
虽然通政司只管把文书转发给有关部门，本身没有断事之权，但这是一道必要的审核程序。如果没有通政司盖章，你就算有天大的冤情，刑部、大理寺和都察院也不会受理你的状子。
司法复核机关——大理寺
大理寺，大理寺是明朝的最后司法复核机关，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，也是六部九卿之一，在三法司里大理寺的权力和地位是最低的，设正卿（正三品）一人，左右少卿（正四品）各一人左右寺丞（正五品）各一人，掌“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。”下设左右二寺，各有寺正（正六品一人）寺副（从六品）二人、评事（正七品）四人，在地方设有京畿及十三省布政司刑名。
军事系统
中央最高军事机构——五军都督府
朱元璋为了权利分散，将大都督府一分为五，是为中军都督府、左军都督府、右军都督府、前军都督府、后军都督府总称为五军都督府。
编制上采用卫所制，卫有军队中，一卫为5600人，其下依序有千户所、百户所、总旗及小旗等单位，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，亦隶属于兵部，有事从征调发，无事则还归卫所。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，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，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，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。
五军都督府虽然掌管天下兵马，但无调兵权，只有兵部可以调兵，但兵部没有统兵权。
地方军事机构——都指挥使司
都司下设卫指挥使司、千户所、百户所。每卫5600人，分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5个千户所。千户所又分为10个百户所，每百户所112人。各卫所平时屯守，战时奉命攻守。每逢战时，朝廷临时命将，并非都司指挥作战。
都司卫所本是军事建置，与行政区划无关。但是边境卫所也兼理民事，实际变成地方行政区划。因此，都司卫所有实土、非实土之分。不设府、州、县的地区，卫所兼理民政，为实土卫所，辽东都司全系实土，万全都司大半是实土。
中央直属卫所——锦衣卫
锦衣卫也属于军事系统中的卫所之一，原为皇帝的亲卫队和仪仗队，后来成为皇帝绕过朝廷捉拿审讯士大夫的特务机构了。
洪武时期，因为锦衣卫有非法凌辱、虐待囚犯的行为，朱元璋下诏焚毁锦衣卫刑具，废除了他们的这项职能。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后，恢复了锦衣卫的所有权力，并有所加强。他设置了北镇抚司，专理“诏狱”，可以直接逮捕和拷问犯人，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这些司法机关无权过问。
由于权力缺乏限制，他们为了邀功请赏而罗织罪名，不择手段地扩大牵连范围，制造的冤假错案不胜枚举。偏偏明朝昏庸皇帝多，就喜欢用这种直接绕开朝廷，想抓谁抓谁的机构，所以，锦衣卫在后期地位越来越高。
和普通卫所一样，下有指挥使一人，正三品；指挥同知二人，从三品；指挥佥事二人，正四品镇抚使二人，从四品；千户，正五品；副千户，从五品；百户，正六品；试百户，从六品；总旗，正七品；小旗，从七品。下属有将军、校尉、力士，对外有参某某事、校令等。
然而再好的制度，也抵不过一个昏庸的皇帝，偏偏明朝要经历正统、正德、嘉靖、万历、天启等放在历史上都数一数二的奇葩皇帝，任用的宦官王振、刘瑾、魏忠贤，和奸臣严嵩等，也是恶名传千古。
对于中国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而言，他们在重要岗位上都安插自己的势力，排除异己，六部尚书和都察御史都成了他们的人，再好的制度又有什么用呢？
不过明朝的官僚体制，将各种权力极度分散，同时又会相互制约，兵权也严格限制，也从根本上提升了大臣们造反的难度，即使嘉靖二十年不理政，万历三十年不上朝，明朝也硬撑着不亡，不过天启又瞎搞了几年，到崇祯的时候就是灭亡倒计时了。
2016年央视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在B站大火，故宫里那批默默无闻修文物的人第一次被那么多人看到并认识，人们感佩于他们身上的工匠精神，以及专注背后那有趣的灵魂。时隔4年，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姊妹篇《我在故宫六百年》终于推出。
《我在故宫六百年》片头
其赶在跨年期间播出，因为一到2021年，就变成了“我在故宫601年”。与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一样，《我在故宫六百年》也是在B站上二次走红。B站每周更新一集，总共3集，追剧人数不少，B站评分一度高达9.9分。
《我在故宫六百年》的创作背景是，2020年正值故宫建成六百周年，2020年9月10日至11月15日，故宫举办“丹宸永固：紫禁城建成六百年”大展。该纪录片就以这个大展为基础，通过故宫博物院古建部、工程部等部门工作人员对故宫各建筑物的保养和修护工作，开启故宫的再发现之旅。
“丹宸永固：紫禁城建成六百年”大展
与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相比，《我在故宫六百年》的创作难度会更大一些。如果“六百年”只是延续“修文物”的叙事手法，凸显工匠精神，那么观众的新鲜感并不会那么足。再加上最近两三年，故宫成为全民网红，公众对故宫并不陌生，纪录片要挖掘公众所不知道的故宫的那一面，就更有难度。
从纪录片的名字就可以看出，《我在故宫六百年》在立意上做了调整。虽然都是以“我”为主语，但“我”的指涉对象发生变化。
“我”首先仍然是修文物的故宫人。只不过，从“修文物”中书画、青铜器、宫廷钟表、木器、陶瓷、漆器、百宝镶嵌、宫廷织绣等的修复者，变成了“六百年”中修建筑的人，他们修复的是故宫建筑上的一砖一瓦、一柱一梁、一字一画……
修故宫的人依然是纪录片的主角
故宫建立已经有六百年时间，风吹雨打却依然不减皇家气派，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匠人对这座宫殿的修复、维护、复原。匠人们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巧手，褪色的重焕风采，朽坏的再获生机，坍塌的得以重建……巧手依靠的不仅仅是高超的技艺，更离不开赤诚的热爱、敬业的态度、扎实的作风。
这种“择一事终一生”的工匠精神，以及一代又一代故宫人的传承与坚守，充分诠释了安静的力量、专注的魅力。
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于文保事业
看到新老故宫人如此不急不躁、孜孜不倦地专注一件事，很多观众内心都会有这样的冲动：真想加入故宫人这个团队。这里有活干、有猫撸、有鱼喂、有杏打。豆瓣短评上有人写道，“又名：故宫博物院招聘广告加长版！”总算是说出我的心声，只是遗憾专业不对口。
在故宫里喂鱼，忙里偷闲的时刻
“我”不只是修文物的人，也是故宫六百年岁数的文物本身。故宫里的每一块砖、每一片瓦、每一条木、每一幅彩画，都有着自己的历史，也见证了历史本身。从明中都遗址的建筑配件，到嘉庆四年养心殿上的扶脊木，再到紫禁城作为皇宫的最后一座建筑灵沼轩的一块砖，它们都在用自己的语言诉说着当时的历史，从朝代的更迭、国力的兴衰到帝王的悲喜。
“我”在故宫六百年，让我们感到的是时间力量的强大，人的肉身在不朽的时间面前实在是微渺又短暂，帝王将相又如何？他们与普通人一样经历爱恨别离最终消失于无形。而再恢弘的紫禁城，也与无数平凡的屋舍一样，会褪色、会朽坏、会崩塌，故宫的屋顶上也会长草、会落鸟……见证六百年风云变幻的故宫的建筑，提醒着每一个人：在时间面前，众生平等，唯有谦卑。
故宫屋顶一样长草
因此，我并不那么关心近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，到底宅在养心殿干些什么；乾隆与富察皇后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；亦或者嘉庆帝为什么不在登基时给养心殿见新，直接入住……这些帝王们在紫禁城里度过“举一国之力而供一人”、穷奢极欲的生活，但在六百岁的故宫面前，他们也已“灰飞烟灭”。时间是对“王侯将相”最沉痛的打脸。
“我”是修文物的故宫人，是故宫的文物本身，何尝不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我？我们在六百岁的故宫里，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？看到历史、看到传承、看到人文，更是看到了时间。看到永恒与一瞬。没有人可以以肉身抵抗得了时间，匆匆一生，执着于名利等种种身外之物，是否是必须？是非成败转头空，城墙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
我们也能看到时间的快与慢。从车水马龙的现代北京走进故宫博物院，我们会顷刻察觉到当代社会里两种时间流动方式。一种是马不停蹄的快，忙着抢风口，忙着“996”，忙着赚钱；一种是慢，岿然不动、心如止水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慢，一辈子只专心干一件事的慢。
当习惯于快节奏的生活，看着故宫里的修复人可以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潜心修复每一件破碎的文物，我们既佩服又羡慕。故宫博物院不是仅剩的世外桃源，很多时候，是我们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太急忙太潦草太囫囵吞枣。就譬如在二倍速看剧的时代，有多少观众能够静下心来观看这部安静缓慢的纪录片？
我们之所以要奋力保护那些穿越时光的历史遗迹，除了文化的意义外，还有“人”的意义。就如同置身于宫廷深深深几许的故宫，我们会感到的时间的浩瀚与个体的渺小，或许也会顿悟：人的许多偏执，是多么的虚妄。
《我在故宫六百年》值得一看。当你把这个“我”想象成自己时，你会有更多的感悟与收获。
来源：澎湃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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